姚文元是一个复杂的人168配资官网。
当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戴上“复杂”的帽子，但是168配资官网，复杂的程度不一样。如果说，一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还有人对他有不少正面评价，那么，这个复杂性就显而易见了。
法庭上的姚文元
我认为，对姚文元影响最大的是三个因素。
一是父亲。因为父亲是文化人，所以姚文元也走向了这条路；但是，父亲又是共产党的叛徒，他知道，这是他政治上求进步的硬伤，因此，他唯有更加努力，更加谨小慎微。
二是政治上很强的进取心。这个因素，一方面来自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已经踏上了进步的第一级台阶，但更主要的是，来自领袖的鼓励是强心针。
1957年初，领袖两次公开提到这个26岁的年轻人，而且都是赞扬。
毛泽东很会写文章，他也欣赏会写文章的人。他称赞过写《李自成》的姚雪垠，说他“很会写文章”。此后，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
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他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
过了十天，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文艺界的情况时，提到了姚文元，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不错的”。
3月10日下午的表扬更隆重，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团时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当时，姚文元也是上海代表团的代表之一，把他放在当时已经大有名气的王蒙之上，让姚文元心花怒放。
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
第三个就是张春桥。
姚文元和张春桥认识很早。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宣传干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2号，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9号，相距不过几十米。咫尺之内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对有作家梦的姚文元来说，就是近水楼台。他便去拜访。
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熟人之子，也就很是热心地接待他。从此，张春桥成了他的伯乐，也是他的提携者。当然，他也为张春桥效劳，比如说，按照张春桥的意思写一些文章。其实，他和张春桥是两路人，但是，张春桥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一些因素叠加，逐渐改造着姚文元。
据说，和他有过共事经历的不少人还是认可他的。他平易近人，不摆谱，职位很高了也是如此。这一点，倒是也像陈伯达。
姚文元一向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甚至有些邋遢，与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特别是文革中，姚文元的政治批判文章发表之际，大都是轰动全国的。那时候没有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腔带着威风凛凛的杀气，把姚文元的文字更是念得如子弹出膛一般。
但是，文不如其人，曾拜姚文元为师的前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忆述，1960 年初在上海作协一次联欢聚餐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这就是时任上海作协党组成员的姚文元，正找寻同事故意藏起来的他那只黄绿色军用背包。她写道：“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如此形象的姚文元，对个人生活毫不在意，全付精力都用于写作，他的追求，就是在政治上发迹。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上进心爆棚。
写文章的人大都希望署名，文章千古事，中国的文人向来重视名头，所谓 “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最高等级就是立言，要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声音。但是，姚文元似乎并不在意署名，他完全是为了如何有利于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仕途。从上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他撰写了许多发表时署有 “姚文元” 三个字的文章，也有些文章并没有署上本名，而是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署本名还是笔名，他主要是从文章的内容和效果考虑，有时也顾及工作的环境。据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副组长的王知常回忆，60 年代中期，姚文元写了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发表在《文汇报》时用的笔名是 “伍丁”，“他跟我们讲，伍丁就是五个人。因为当时历史组是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四个人，加上他就是五个人。其实伍丁只是姚文元个人的笔名，我们‘罗思鼎’小组从来没用过。实际是不敢用，这是领导对我们客气，我们不敢当福气。” 从他写文章署一个集体的笔名看，他还是有一定境界的。
姚文元的生活很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交际，更没什么业余喜好，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据他的干部档案记载，1952 年 8 月 24 日，他担任青年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时，行政级别为十八级；1956 年 5 月 30 日从卢湾区调出时，级别未变，工资是 82 元 2 角 8 分；1962 年 6 月 13 日，从《解放》半月刊调往《解放日报》社时，工资按出版十一级为 92 元。
因为他常有文章发表，又出了好几本文集，姚文元除工资以外，还有可观的稿酬收入。他平时极少请客吃饭，即使请同事一起吃饭，也是吃碗普通的客饭或阳春面，难免被人看成节俭、小气或不近人情。实际上，他对金钱看得很淡。
1963 年年底，他写信通知上海文化出版社，把结存在该社的 1786 元 3 角 4 分稿酬全数捐给上海群众艺术馆，以支持郊区农村群众文化活动。1966 年 5 月 10 日，上海群众艺术馆专门就此向市有关部门报告，说明当初选定分属金山、松江、宝山、青浦和崇明县的五个公社文化站，总共转拨了 1250 元作为经费，因为这些文化站地处边远，单项活动具有成效，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中有代表性。报告还请示对剩余的款项如何处置。在此之前的 1950 年代后期，姚文元曾向去体验生活的人民公社捐赠一千多元稿费，还把另外一千多元稿费作为党费上交。这些钱款，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1969 年，姚蓬子在上海因病去世，因他早年经营作家书屋，1950 年代 “公私合营” 后还领取定息，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光银行存款就达一万元左右。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时给在北京的姚文元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置这笔遗产。姚表示存款全部归公上交，藏书留下自用。于是，金英将这一决定通知银行，并办理了上交手续，把婆婆周修文接到家里供养。当时姚文元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不能说没有当时的 “斗私批修” 的政治价值取向影响，但是，也反映了他对待金钱的固有观念。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
有同事回忆，受到领袖表扬后，他也洋洋自得，有了腾云驾雾之感。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俨然以马克思主义青年作家、文艺评论家、理论家自居，对任何事的发言，唱的调子都很高。他在那个时候虽然只是《萌芽》杂志编辑部的诗歌编辑，但因为是柯庆施、张春桥的红人，出入上海市委大楼如履平地。有同事回忆道：“姚文元 1957 年的时候，得意极了，每天都夹着皮包去市委，一般的领导是不能过问他的事情的，平时，他见人也不说话，头昂着，眼睛总是看着天，没有几个人他能够看得上的。”
这也说明了人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姚文元给人以两面感觉，另一方面，同事们出于各种原因，或者记忆不准确，或者有利害关系等等，也会有不同的描述。
其实，一个人的性格，在进到监狱时才会有更真实的表现。
就是在 1976 年他被捕到他入狱出狱，他也还是一个好的配合者。
1981 年 1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在狱中，姚文元表现不错。正像有人分析说，他既不会像江青那样张狂，也远不及张春桥那样老辣，又不可能如王洪文那样无知，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书生气，甚至有些迂腐。所以他入狱后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
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采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说到吃，姚文元在狱中待遇是很高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人民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相当高的，约为当时中央机关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每餐供给的是二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面馒头，任其挑选而且管饱。
为了保证姚文元吃好，秦城监狱的干部、中央负责审讯他们的干部，经常从隔离房外的观望孔观察其吃饭。姚文元吃饭还是很讲究的。他很注意卫生，饭量也不小。
姚文元在秦城监狱里住的监房相对来说算是很宽敞的。房间内部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监狱方面还给他预备了一个电视间，他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看电视。
监狱方面没有给只有45岁的姚文元规定硬性的劳动任务。他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散步，活动活动身体。由于吃得好，睡得香，加上活动量不大，姚文元在狱中反而比刚进来时胖了许多，气色也很好。
姚文元穿过的衣物，大件的，统一交给洗衣房洗，小件的，由他自己动手洗。除了监狱方面供给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外，他妻子还给他带来一些生活用品。
1996年1月，65岁的姚文元刑满出狱。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完了一切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里的人早已在大门外面接他来了。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
姚文元在家人陪同下，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其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姚文元撰写回忆录，共42万字，从1956年写到1976年10月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悉，中央对此有过指示：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他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2002年冬，他又提出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有关部门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他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
但是，回忆录完稿后直到他病故也未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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